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
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考生多采虚誉，请托试官，本州只荐旧人，新人百不取一’。
这与宋朝的国策是‘强干弱枝’不符合，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
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兵权，还有人才选拔权。
从地方中选能士，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推崇乡里选举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誊录之制，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
嘉祐七年时，京兆府解试，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结下一生的‘友谊’。
此举是否公正了？
必须承认是更公正了，不过拿真正能钻空子的人还是没办法的。
明清科举制度比宋朝更严密，但是科举舞弊大案却屡禁不止，大批官员考生为此都是前仆后继。
而就算看似公平了，还是不公平。
比如国子监解试不到两千考生，取六百名解额，录取比例在三比一。看似这个比例很高，但韩忠彦这样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别头试。
国子监的别头试录取率极高，可以达至两人取一人。
而太学生与广文馆生中官宦子弟极多，但凡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别头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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