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没经历过，也真的无法有这种当年跑南洋的老商人的共情。他真的难以想象，这些当年在巴达维亚对天赌咒这辈子再不去巴达维亚的老商人，知道大顺通知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人往锡兰迁荷兰人就听话照做时候的感觉。
这些老商人不是感慨自己当年只能哭天抢地、无能赌咒。
而是感慨，英国人屁都没放一个，荷兰人竟然担心丁香价格更高，引来觊觎，主动降价。
可天朝就在南洋边上啊，这么多年，荷兰人竟从未考虑过天朝的影响，仿佛天朝就像是一块幕布。
只是个真实存在的死物。
徐亨很难理解这些老商人“恍若隔世”的感叹。
但他脑子里却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祖国，这个新学里出现的词汇，好像真的是有意义的。
也或许，之前新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只是灌输性的教育，和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君为义之类的话，区别不是很大。
大概就类似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
而现在，看过荷兰香料的定价问题后，再联想到大顺暂扣东印度公司、给丹麦亚洲公司加税的事，对“祖国”这个概念，徐亨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的利益相关的感触。
他不是搞工业的，不是搞纺织之类的。
而且就算搞，现在大顺的工业资本家，也很难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祖国这个概念，因为大顺真的没有机会用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工业。
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感受，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华夷之辩的帝国主义扩张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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