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阴
安大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傻姑娘，你还回来干什么？’
不知道为何，听到他闷闷的声音，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安大哥像第一次面对我一样手足无措，还好有荷花在旁边。她看到我就像见到了最亲的人一样，抓着我涕泗横流地诉说着这些天安大哥受的罪。
我替安平感谢帮助他的老乡们，同时也把欠他们的钱给还上了，他们都推说不着急，但我必须先替他把这份恩情给还了。
医院的费用都还上了，我送走了老乡们，留下来照顾安平。
安平一直不同意我留下，他说让我一个黄花大闺女照顾他一个粗老爷们算个啥事啊，更何况还让我替他去借钱，但他终究拗不过我。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他满脸的不好意思。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的人生，说完就往上倒，父辈、祖辈、祖祖辈。
我安静地听着，感叹着他们代代相传的连续，像我孤身一人，连父母的故事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祖辈了。
老人常说落叶归根，如果有一天我去世了，我将葬在哪里呢？
我不像他们，他们能找到根，而我，我是个无根的人。
……
2月15日，阴
安平恢复得很快，按照他的话说，人生得贱，皮实。
这些天的朝夕相处，我发现安平是个实在且有冲劲的男人，与村里的那些只关注自己手里的一亩三分地和周围邻舍的家长里短的老乡不同，可惜出生在穷乡僻壤。
于是我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我的建议：‘和我一起回浦城。’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还有小芸做照应，务起工来相对简单。西庐村是不能回了，我又不放心安平一个人回去，这个办法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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