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慕名来拜访吴中行的士子也越来越多。
吴中行也借此宣讲自己的学问，以达到立言的目的。
而吴中行所推崇的则是纲常伦理等礼制当严守，重视礼治大于法治，与余有丁不同。
余有丁是觉得现有礼治不适合国家，而欲建新礼，即新的国家价值观，而为大明对外扩张如据倭国土地和驻军朝鲜、乃至派驻官员等找到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吴中行则纯粹是倡导守旧礼，并借此反对改革，抨击新政。
毕竟改革是革了他这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当然，吴中行倒是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
他就觉得当下百官乃至士林互相攻讦，乃至人人败坏纲常，就是因为轻礼重利，连他的恩师张居正也为权力不惜废礼改制，使满朝皆不谈义礼之事，尽谈利弊，以致于国策皆是为夺利而设。
“当下苛政泛滥，礼废纲乱，所行之急务，就在于尽废苛政，而重建伦理纲常，国不可不崇礼，民不可不守纲常。”
“首先当废者就是考成，非礼待国士而养才之德。”
“其次就复优免条例，不以利扰祖宗养士之制。”
“最后当弃穷兵黩武之政，循不征倭国祖制，而将驻倭之官兵撤回，以节财帑，如此，则也不会因恢复优免养士之制而使国家寅吃卯粮，不能防御九边。”
吴中行这时就在书院内，对时下民间热议的是该尽废新政还是只废新政一部分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张居正去世后，地方官僚主动放宽监管，也就使得借讲学议政之风再次盛行起来，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讲学。
当然，这本身就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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