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从他指间掉下来，落在我的牛仔裤上，像一小撮谁的骨灰。
“所以现在，她只是把欠自己的，一点点补回来而已。一个假期，换两晚不用想电费、煤气费、家长会……很划算，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车子开进婚礼会场的停车场，轮胎碾过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姐姐穿着白纱站在门口，笑得像电视里的牙膏广告。
叔叔在后面叫我：“喂。”
我回头。
“别恨她。”他说，“她早就把自己恨完了。剩下的那个空壳，只是偶尔想找个地方取取暖。”
我走进人群。香槟、笑声、鲜花、祝福，所有声音都像隔着一层厚玻璃。我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酒精顺着喉咙烧下去，烧到胃里，烧出一股奇怪的、近乎快乐的空虚。
手机震了一下。母亲发来简讯，只有四个字：
冰箱里有饭。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自动熄灭。黑漆漆的玻璃里映出我的脸，和母亲一模一样——同样的下垂眼角，同样的淡到几乎看不见的唇色。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朝姐姐走去。白纱在风里轻轻飘动，像一面早就投降的旗。
母亲说得对。
放学后，我走进便利店应聘。店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染成不自然的栗色，嘴唇上涂着玫红色的唇膏，边缘已干裂起皮。她问我能不能上夜班，我点点头，说能。她目光停在我校服下那瘦削的锁骨上，笑了笑，牙齿被烟熏得微微发黄。那笑里带着一丝疲惫的了然，我明白她的意思：又一个手头紧的男孩，总有一天会习惯在货架后多弯腰一会儿，让顾客的目光多停留片刻。
夜班从十点到早上六点。店里的冷气开得很大，冷意直渗进骨头，像是冬夜的霜气在关节间凝结。我的任务是补货、收银，还有给过期的便当贴上黄色的折扣标签。凌晨两三点，店里偶尔进来醉汉，他们的眼睛红肿而混浊，呼吸间弥漫着廉价烧酒和胃酸的酸涩味。他们目光会落在我制服领口敞开的那一小片皮肤上，热烘烘的视线像手指在空气中游移。我学会了把眼睛垂得很低，视线落在收银台上，看起来安静无害，却让喉结的轻微滚动刚好映入他们的眼底。收银台的灯是冷白的荧光，照得一切都泛着死灰色调，我数零钱时，手指在灯光下也白得透明，指甲缝里总残留着一点洗不掉的松节油味——那是下午社团活动沾上的，淡淡的油腻，混着烟草的余韵，在皮肤上久久不散。
美术社在旧校舍的最顶层，楼梯的木板踩上去发出的声音低沉而潮湿，像雨后腐烂了的木头在低吟。推开门，松节油的味道立刻扑面而来，浓烈得直冲鼻腔，呛得眼睛微微发涩。他坐在窗边，脸庞苍白而瘦削，睫毛长而密，指尖沾着钴蓝和赭石的颜料，正用画刀在画布上缓缓刮削。那刮的声音细碎而有节奏，一下一下，像是指尖在粗糙的布料上摩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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