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周，她开始接触到"有价值"的东西。
先是一份商务往来记录——大卫让她整理一个季度的合作方档案，其中有几家公司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资金流向模糊。她用了一个下午把这些公司的背景摸了个大概，发现其中两家与大卫的核心业务之间的关联，远比账面上显示的更深。
她没有立刻上报。她坐在工位上，把那两家公司的股权穿透结构手绘在一张A4纸上，确认了三遍，直到确定自己没有看错。然後她把那张纸压在抽屉最里面的资料夹下面，开启加密通讯，用最简洁的措辞发出去。
回覆来得很快：持续跟踪，这是重要线索。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心里有什麽东西安静地、稳稳地沸腾起来。
然後是一个海外账户的线索——在整理一份内部审计附件时，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里发现了一串账号，格式是瑞士银行的。她拍下来，核查了三天。那三天，她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坐在出租屋里对着加密笔记本翻查银行格式的细节，核对国际清算所的路由规则，一点一点拼出那个账号背後的资金链。
最终确认：那个账号与一笔三年前的大额资金转移有关联，中间绕了两个空壳公司，落脚在一个离岸信托结构里。
她感到一种特工式的兴奋——那种接近真相时的、冷静而精准的兴奋，是她七年职业生涯里最熟悉的感觉。
我正在接近核心。
第六周，她等到了一个更大的收获。
那天她正好在大卫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整理档案，大卫的电话打了进来，他没有关门。那通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说的是粤语，语速很快，但她的粤语勉强够用——她听出了"货""码头""下个月"和一个金额，八位数，美元。
她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字迹工整，一字不差。
那天晚上，她向周教官提交了她入职以来最详细的一份报告。
"干得好。"周教官难得夸了她一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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