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过去了。这是黑尔医生与年轻人约定的复诊周期。
那天晚上他甚至来不及阻止自己开口，“一周以后”这句话就已经说出。此后的七天里，他一边注视着这个期限逐渐逼近，一边在心底否认自己在意。
到了第七天傍晚，直到诊所关门的时间，年轻人并没有出现。他照常让工作人员下班，独自回到楼上的书房，复盘当天病人的影像资料。在第二杯玛歌与第一杯威士忌之间的某个时刻，他终于承认那个年轻人不会回来了。
他早就应该知道，在登记簿上只留下两个字母、拿超额现金结账的人，本来就不会像普通病人一样进行术后随访。他当初提出复诊要求时已经清楚这一点，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开了口。
他并不是将自己寄托于幻想的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他决定重新检视那个深夜。那天他在下午六点结束最后一场问诊，整日漫长而忙碌。八点结束了一顿简单的晚餐。
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些，晚餐时喝掉大半瓶波尔多，之后又喝了一杯威士忌。他洗了澡，将巴赫的大提琴组曲调到很低的音量，坐在书桌前，翻开一本周围神经移植的新作。
那本书写得漏洞百出，读它主要是为了挑其中的错误。如果不是门铃响起，他估计再过二十分钟就会睡觉。
但是门铃响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年轻人进来到离开，占据了他超过三个小时，其中包括两小时高度精细的外科操作。
按照任何临床纪律，当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都足以引发警告。然而手术完成得无可挑剔，因为他的手术向来如此。
但是当他一周后重新坐在书房里检视那晚的决定时，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手术操作的精度，而是清醒状态下的黑尔医生大概率不会打开那扇门。
二十年来，他拒绝了所有带着血找上门的陌生人，就像他一开始告知那个年轻人诊所已经打烊一样。谨慎对他而言早已接近一种本能，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他不会拿“酒精削弱了判断力”这种理由解释自己的异常行为。酒精把警报音压低了一档，以至于他体内另一个住得更久的东西抢先作出决定，接受了年轻人的进入。
黑尔继续审视那晚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承认，即使清醒时的黑尔因为某种原因把人放了进来，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双手做出那些操作：麻醉剂在完全推到底之前停住；原本已达到目的的穿刺多维持了几秒；用于判断组织反应的压迫更用力了一分；每一次抬眼，都有意无意地落在病人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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