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而言，大汉朝之所以延续如此吝啬的牧民制度，乃是受董仲舒儒家思想影响，更加侧重于直接保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为了让统治阶层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不惜从精神和物质双方面压榨基层劳动者。
与历代大汉朝廷不同，栾奕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一项对儒家思想不慎感冒的他，在施政过程，仅把儒家思想摆在了辅助位置，转而追求管家的“仓禀足则知荣辱”，换做白话解释说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兜里有钱，能吃饱饭，才会考虑忠诚、礼仪、道德涵养等深层次的问题。他直言不讳的说：贫困潦倒，饥不择食的人，与野兽牲畜无异。所以，丰富百姓收入，乃是摆在施政者案前的首要问题。百姓一旦富足，非但不会对朝廷心生歪念，反而会感念朝廷的恩德，尽心尽力为国效力。
与管家足人衣食相伴的，栾奕还将墨家“兼相**、交相利”的思想设定为自己的施政核心理念之一。将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定位终生理想，借助圣母教推行“天下之人皆相**”的价值观。
并借死后永生入天堂束缚人们，要求信徒在日常生活遵循互**互利的“兼相**、交相利”,用教条艳玲信徒不得互争互害——“别相恶、交相贼”。
十几年来，随着教会在教区耕耘、布道，教区俨然呈现出一派“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天下之人皆相**”的景象。
就这方面而言，栾奕已经超越了管和墨，因为这二位先贤在数百年前提出的只是一个构想，管还好，可在齐国境内施展抱负，墨干脆默默无闻，只是把思想传给了弟，并未将其投入到实际应用去。而他的弟，虽说也是人才辈出，但苦于思想有悖于当政者的利益，久久不得重用。
可以说，栾奕是百年来，唯一一个大范围用管家、墨家思想治国之人。同时，他还将法家依法治国，儒家礼乐制度，道家道法自然融入进来。在不经意间，以圣母教为媒介取管、墨、法、儒诸百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一套更加人性、有效且深入人心的管理体系。
既提高了朝廷的施政效率，又为他赢得了民心，还让百姓过上了更加富足的生活……可谓一箭多雕。
回到济南的时候，栾奕刚进家门又被郭嘉拽去了教堂。
从郭嘉的口，他得到了一好一坏两则消息。
好消息是，荆州南阳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庞德公携家眷、好友及南阳书院众弟前来相投。
贤达来投并非小事。一方面，代表栾奕过去多年来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教区以外士人的认可；另一方面，圣母教虽在青兖周边地区颇受欢迎，但是在荆州、西凉、益州这些远离济南国的地方，有大量人士仍对其抱有不小的非议，认为它的思想理念和部分言论乃是离经叛道。如今，司马徽、庞德公这样名士来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舆论上对圣母教表示支持和肯定。这就等于是给了那些对圣母教抱有偏见之人一记响拳。
栾奕大喜过望，当即令人召集教内武为诸位贤达接风洗尘。可是眼见酒席即将准备妥当，又觉得像司马徽、庞德公这样的世外高人怕是不喜人头涌动，虚伪的应酬，大宴群臣反倒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
于是，他两手一挥，招呼仆下取消大宴，转而仅叫上郭嘉、毛玠、徐庶、荀彧、荀攸、程昱几位司马徽和庞德公的旧友，加上他自己共计七人，于历城县大明湖南岸的曲水亭摆几桌小宴，以旧友相逢的姿态宴请远道而来司马徽、庞德公、庞统还有黄承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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