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品从创意、选本到修改、完成，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而不是取决于尚长荣、陈亚先当年内心那种凄惶与哀叹。艺术家在这个戏剧生产的行政工程，提供的是技艺，他不再把戏剧产品当作纯粹个人的诗。戏剧创作新主体对于艺术家“禅让”的报答也是丰厚的，足以使人忘记了诗。
《曹操与杨修》是人的精神产品。虽然个人的道德选择是人的精神活动，而且往往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精神过程，但是，道德标准本身却不是根据美学的原则，而是根据功利的原则制定的，道德体系和人类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一样属于人的实践性世界，而不属于人的精神范畴。
人类实践性世界里所有这些根据功利原则构成的体系及其思想，和我们作为物质存在的人一样，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既人道又罪恶、既公平又不公平、既智慧又愚蠢、既真诚又虚伪、既美好又丑陋、既保护我们又伤害我们的。人的精神，就是那个发现了我们自身的东西，把我们自己当作观赏对象的东西。婴儿刚出生时还只有动物的本能，当他在自己的叫声发现了自己，当他在自己的镜像发现了自己，当他在母亲的笑容发现了自己的时候，他才超越了只有本能的动物，而成为人。
人的精神，就是与人的全部实践性世界相对恃，把人的全部实践性世界当作观照对象的东西；它就是人的神性，决定了人之成为人。艺术，虽然有许多实践性的功利功能，但它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产品；作为艺术活动的最高形态，戏剧尤其如此。
人在现实的世界是不自由的，我们是欲望的奴隶、是制度的奴隶、是信仰的奴隶、是理想的奴隶。作为人在现实世界不自由的补偿，我们在精神的世界获得了高度的自由。
精神看穿了现实世界的有限与荒谬，拒绝成为任何欲望、制度、信仰、理想的奴隶。正是这种拒绝向现实世界臣服的精神自由状态，使尚长荣、马科、陈亚先发现了现实世界的悲剧性。那个时候，尚长荣先生把曹操看作“一个为人性的卑微所深深束缚、缠绕的历史伟人”，他从“伟和卑两者不可调和的冲突，找到了曹操一切悖谬举止的内核；马科追求“避开比较道德长短、展现性格冲突造成悲剧的偶然性，而是去表现历史上常有的、社会生活经常发生的，如曹、杨那样的带有整个民族性（实际上是人类性）悲剧意味的不幸”。
陈亚先则说，现实“混淆了我头脑里的道德标准，原则立场”，“于是，恃才傲物的杨修常有莫名的惆怅，杀人掩过的曹操无限悲伤……杀人者和被人杀的都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悲哀”。对于自由的精神来说，现实世界的一切不过是悲剧性的，同时也是喜剧性的。
《曹操与杨修》诞生于一个思想解放年代的高潮之，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催生新世纪的《曹操与杨修》必须继续解放我们的戏剧思想，这就要：
承认戏剧作品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诗，个人才是戏剧创作的主体。
承认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而不是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更不能成为政绩工程。
放弃那种“悲剧性和喜剧性是古人和隔壁邻居的，而我们自己能够避免”的幻想，认识到正剧的平庸和“没有多大的根本的重要性”，站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大胆创作描写我们自身的悲剧和喜剧。（吕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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